重現一度湮沒的武林
電影《葉問》在中國大陸和香港掀起葉問熱、功夫潮，從北京、廣州、佛山到香港，學習詠春拳的、追尋葉問事蹟的人絡繹不絕。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武林的師徒文化、武館文化在政治力圍攻下逐漸湮沒，而流亡香港的各派高手在逆境中挽狂瀾於既倒，保留武功命脈，開枝散葉並將功夫國際化。沉潛多年後，如今終於重現一度湮沒的武林，中國大陸武術開始復甦，北京詠春拳師傅王德生赴港學拳並開館授徒，更準備在全國開辦連鎖武館，再現武林傳奇。
電影《葉問》在二零零八年底上映後，票房節節上升，在中國大陸，票房超過一億人民幣（約一千四百七十萬美元），在香港，則超過二千五百萬港元（約三百二十一萬美元）。一股曾經沉寂的功夫熱潮，逐浪而來，從北京、廣州、佛山到香港，學習詠春拳的、追尋李小龍恩師葉問事蹟的人絡繹不絕。詠春中的小念頭、黐手、六點半棍法等招式套路，不少人也朗朗上口；香港劇團「工力二人」更計劃近月將《葉問傳——問手》搬上大舞台；電影《葉問》最近更獲得香港金像獎十二項提名……
二十一世紀初，為什麼一齣中國功夫片能產生如此誘惑？這一波葉問現象背後，是一個被遺忘的中國功夫年代，而這風雲歲月，才是今天功夫熱重現的主因，因為它跟中國抗戰、內戰、政治運動，以及香港殖民統治等時代變幻息息相關。
「詠春，葉問！」當功夫演員甄子丹在電影《葉問》中向南來下戰書的金山找擺出詠春拳架式的那一刻，似乎已經預言，一股詠春熱即將掀起，而在這「葉問現象」背後，隱藏著一度湮沒的武林，以及當中被遺忘的武館文化及師徒文化的傳統將會重現。今天的香港，武館文化在年輕人注入新血後，默默復甦，而在大陸，武館文化在多場政治運動後一度成為絕響，如今也嶄露曙光。北京詠春師傅王德生計劃開設連鎖武館，他說：「我不希望以後都是外國人在教中國人中國功夫！」然而，即使中國傳統的武館文化有重現跡象，但師徒文化卻在強勢的消費文化之下，不管是香港或是大陸，這些武館裏的師徒關係已經淡薄，大不如前了。
《葉問》最後一幕，一九四九年，詠春宗師葉問攜妻子張永成、長子葉準逃亡到港，這只是事實的一部分。今年八十多歲的葉準師傅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從二戰結束到國共再爆內戰期間，葉問曾經在國民政府下的警政部門工作，到國軍潰敗、江山易幟後，為免連累家人，隻身逃亡香港。葉準五十年代初才首次到港，母親則於幾年內病逝佛山。葉問流亡香港初期，貧困交迫，寄住廟宇，但很快便設館收徒，開啟詠春發展的新一頁。
那段時間，武林其他門派傳人也紛紛移居香港，蔡李佛第五傳人梁輝在佛山被日軍佔領後遷港、白鶴派名師陸智夫三十年代末開始定居香港、洪拳林世榮早在清末已到港避難……不同門派的一代宗師在中國大陸戰火摧折的年代，紛紛南遷，在香港設館授徒，開枝散葉，反觀神州大地，一九四九年後，連串政治運動，加上大飢荒，使歷經幾千年的國術凋零衰敗，而香港意外地成為保存並發揚中國各路功夫及傳統文化的城市。
功夫在中國大陸被摧折，跟師徒文化及武館文化被政權猜忌有一定關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貫穿中國傳統社會，也體現於武林師徒文化中。洪拳第九代、目前在九龍大角咀授徒的趙華回首過去的師徒關係：「以前，拜師的時候跪地叩首、上香、為師傅倒茶、給紅包這些習俗是必要的，那時候徒弟都會認定面前的那人是其終身的師傅。」新徒入門時，師傅會跟新徒兒訓話，講解何謂武德，要求徒弟友愛同門，也要對師門有所承擔。那時候徒兒會經常參與武館的事務，尤其是「入室弟子」。
趙華說，師傅會選一些比較信賴的、能擔大任的徒弟作「入室弟子」，他們會得到師傅在功夫上及其他傳統知識上（如跌打、醫術）多一些的指導，但也需對師門有更大的承擔與付出，除了指導師弟練功，還須代師傅出診，協助打理武館事務的同時，更要照顧師傅起居飲食，為他按摩、打掃等。那時候的師徒關係就像一個大家庭，日間一起練功，夜裏就一起「吃夜粥」，趙華笑言：「連結識到女朋友也會回去跟師傅說。」師徒關係難以分割，一旦拜師，想要脫離門下或是轉投其他派別也須得到師傅准許，否則便會遭到其他武林人士所不恥，罵他欺師滅祖。
然而，一九四九年神州易幟後，師徒文化及武館文化即面臨政治力圍攻而式微。
實際上，民間凝聚武林的力量一直都讓政權疑懼。自秦以來，曾經頒令大大小小禁武封館政策，包括秦始皇收天下兵器，是恐「天下叛己」，至元、清，外族統治漢人，懼怕各地結集起義，其亦師法秦，對民間習武嚴加管制，包括洪門、蔡李佛等門派均曾受打壓，詠春拳被嚴令不准練習。及至中共建政，多次政治運動，亦對民間武術的傳承及師徒文化予以重擊。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中央體委黨組關於召開全國體育工作會議的報告》就指出：「關於武術，當前只能進行一些整理和研究工作，提出可以推行的項目，剔除那些對健康有害的、違反科學原理的、封建迷信的東西……社會上的一些拳社、武術聯誼會等組織必須停止發展。其中，有些借武術為名，實際上教人偷盜、姦污婦女，發展會道門，隱藏反革命，應該由政府加以取締……」二零零五年出版的《中國武術概論》（人民體育出版社）中，作者溫力在寫到這段歷史時就對此有所反思，他指出：「不法之徒不僅存在於與武術活動有關的組織之中……由於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而影響到武術的發展，就難免有『擴大化』的問題了。」
一九四九年武術的命運開始轉變。先是五十年代政府鼓勵「競技武術」和「群眾性武術」，以區別於「傳統武術」那種以不同門派為主的套路技擊功夫，扼殺了師徒文化及武館文化。到了十年文革期間，不管是競技武技還是技擊功夫，都出現斷層。即使到了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後，民間習武逐漸放寬，但由於中國大陸政府全面推動打破門戶界線、鼓勵集各家功夫於一身的「武術」，流傳千年的師徒文化更趨式微。
佛山洪拳師傅陳念恩向亞洲週刊說，他在五十年代初已開始習武，當時的祖廟尚武風盛，蔡李佛、詠春、洪拳等等不同門派都有在那裏授徒。他東學西練，二、三年間已經學得一身好基礎，六十年代被選中進入佛山體育學院當學生，但到文革來臨，情況就不同了。他說，當時學院裏很多學生都參與串連，武術教練則一大早便關門，跟寥寥幾個學生練功，怕紅衛兵進去搗亂。「全國武術比賽都停止了，我還是自己私下在練，到了七、八十年代，比賽才恢復。」
十年文革的瘋狂年代，中國功夫像其他傳統藝術如粵劇、電影、舞蹈等等一樣，命途多舛。溫力在《中國武術概論》指出：「在十年動亂期間，武術和其他事業一樣，也遭到打擊和破壞，廣大武術工作者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封建老遺少』的帽子，武術全被否定，大量古老拳譜和武術書籍被大量抄毀，武術器械被收繳……用舞台化的各種動作硬套在傳統技法中……」
然而，當各路傳統國術在中國大陸被冷待、摧折之際，早前流亡香港的各派宗師、高手，卻逐漸在香港把這些功夫發揚光大，挽功夫之狂瀾於既倒。蔡李佛的梁輝說，由於大陸五、六十年代的各項「政治運動」，使得各門派功夫在大陸都出現斷層，「這些年來，就曾經有廣州學蔡李佛的人到香港來問我們有關拳腳招數，他們一擺出招式來，我就感覺不對路」。
除了詠春、蔡李佛、洪拳等門派之外，二戰之後活躍於香港武林的其他南派，還包括洪佛、白眉、譚家三展、周家拳、意拳道、柔功門、朱家和周家螳螂等等，北派的，就有太極、七星螳螂、大聖劈掛、北少林迷蹤等等……一個在神州大地失落了的武林，卻在香港這小島重現了。
不過，香港國術武術總會首席顧問韋基舜回憶那段歷史時，仍慨嘆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這些流落在香港的各門各派，依然受到殖民政府政策的限制，不能光明正大存在。他說：「當時，港英政府害怕各門派糾集成一般難以控制的力量，不僅禁止他們光明正大的開館授徒，也不准他們公開切磋武功。這是為什麼五十年代初有名的吳公儀、陳克夫比武，要在澳門舉行的原因。」（見頁三十二框文）
講手王黃淳樑拳震武林
在種種限制下，當時習武人只能「秘密講手」。曾習蔡李佛和太極的耆宿聶智飛於一九七四年出版的《香港中國國術總會》期刊中闡述，「講手」，即「技巧」，與打鬥意義不同，「講手如弈棋類似，唯弈棋可以籌頓舉子，而講手功夫則不能，所謂以快打慢……」。而「秘密講手」，與私下切磋武功之意接近。傳聞中，有「講手王」之稱的葉問知名弟子黃淳樑，在五十年代曾經「講手」上百次。葉準回憶到那段歷史：「當時，大家只能『秘密講手』，通常都在大廈的天台，而且不能讓記者知道，他們一知道，就會寫出來，我們就有麻煩。但十幾年下來，也沒有聽說什麼重大人命傷亡。」天台，也是當時不少武林名宿授徒的地方。
殖民政府不僅對某一門派「自立門戶」不放心，就連一個匯集不同門派的香港中國國術總會，也要到一九六九年才准予成立。該會首席顧問韋基舜說：「總會成立之前，我們和當時的華民政務司解釋，各門派在香港社會雖然紛亂，但如果讓他們有名有姓，即給他們註冊，反而有利管治學武的年輕人。」殖民政府後來終於批准香港中國國術總會成立，首任會長是探長鄧生。
自從香港中國國術總會成立，不僅各門派之間的「講手」走上枱面，更走出香港。一九六九年，香港各大門派出征新加坡，參加第一屆東南亞國術邀請賽，當年以天天體育會名義組隊領軍參賽、並奪得多項獎項的韋基舜表示：「東南亞國術邀請賽每兩年辦一次，第二屆在台灣，第六屆在香港舉辦，很可惜，那次是最後一屆了。」雖然名為東南亞國術邀請賽，但參加隊伍除了港澳、大馬、新加坡之外，還有澳洲、美國、英國等地高手。而這連串的比賽，不僅經常佔據報章版面，一些較為有名氣的武者，更受邀在雜誌上寫專欄，其中比較有名氣的就是「講手王」黃淳樑。
一九七三年曾經跟黃淳樑學功夫，後來已經移民澳洲的梁煥松向記者說：「當時有一本雜誌叫《新武俠》，十天出一期，記者經常跑武館報道武林消息，還邀請一些武林名宿寫文章，黃師傅就有一個《黃淳樑專欄》，而師傅還跟詠春另一弟子梁挺曾經在這些報章雜誌上展開筆戰。」
當時，在報章上，除了有金庸的連載小說之外，還有一種今天近乎失傳，但當年非常流行的「技擊小說」，如作家「我是山人」撰寫的系列小說，均膾炙人口，小說主角多以真實歷史人物的故事為主，而且功夫招式也多考究求真、少虛構，如講述詠春宗師梁贊的《佛山贊先生》和洪拳開宗祖師爺洪熙官的《洪熙官三建少林寺》等。
在電影方面，到六、七十年代，除了紅極一時的李小龍之外，還有劉家班，特別是嫡系洪拳黃飛鴻的劉家良在《神打》、《少林三十六房》、《功夫小子》、《南北少林》中使出的真功夫，都在香港掀起一浪又一浪的功夫電影熱潮。當然，後來還有八、九十年代洪家班、元家班，以及稍晚成龍的功夫搞笑片等等。可以說，從五、六十年代的「技擊小說」，到七、八十年代的功夫電影，如果沒有當時香港非常鼎盛的習武風氣，是很難成就的。當然，倒過來說，電影也協助了中國功夫傳播海外。電影《葉問》的製片人黃百鳴說，功夫是中華民族的珍寶，所以中國的電影製作人應該多拍些功夫片，而且要讓人看到真正的中國功夫，「《葉問》沒有用特技，每一拳都是實在的，拳拳到肉」。
韋基舜說：「如果要說傳播中國功夫到海外的，當然要數詠春的李小龍和梁挺，這是為什麼今天全球那麼多人習詠春的原因。」李小龍是葉問的徒弟，但主要受教於黃淳樑；梁挺目前在全球共開有三千多家「國際詠春梁挺拳術會」（後易名為國際詠春總會），被視為將詠春拳傳播海外的重要人物。
跌打醫館開枝散葉
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不同門派，除了豐富了香港的功夫電影之外，還在香港發揚了一個專治骨傷內傷的「跌打」醫業。翻開一九七二年香港中國國術總會的特刊，裏面就有不少各路門派刊登的跌打醫館廣告，譬如蔡李佛的夏劍屏開的「夏劍屏跌打骨科」，還自製藥方，還有一個「夏劍屏跌打中藥廠」，到今天，蔡李佛第五傳人梁輝仍然在西環開著的跌打醫館，街坊見面都聲聲「梁師傅」。除了蔡李佛，洪拳黃飛鴻的弟子林世榮於五十年代在灣仔的藍屋設館收徒，至六十年代，林世榮的姪子林祖更將武館改成跌打醫館，後來又改以其兒子林鎮輝掛名開診。
然而，除了跌打醫館外，功夫文化這些年來在香港已逐漸消褪，習武的人也漸少，一個在香港曾經風起雲湧的武林，沉寂黯然，武林中依靠教拳為生也越來越困難，同時，國術中的師徒文化，也日漸淡薄，部分門派耆宿更選擇移民歐、美、澳等地授拳教徒，將中國功夫在海外開枝散葉。
洪拳第九代的趙華師傅說：「我的師傅趙威也移民加拿大十多年了，他在那邊教學生。我學洪拳已經二十多年了，以前是很多人學的，這裏很熱鬧，但現在大家工作都很忙，又很多娛樂，所以習武的人是少了。」洪拳的開山宗師是洪熙官，根據趙華，洪拳最早在香港發展的，要算是洪拳第六代林世榮，「我們稱他作太師公，他當時是在廣州戲院殺了人，為避清兵追捕，到香港來。」如果以洪拳中趙華這一系譜來計算的話，那麼，始祖洪熙官下來，第二傳便是陸阿彩、第三傳是黃泰，接下來是黃麒英、黃飛鴻、林世榮、趙教、趙威，再到今天在趙威洪拳國術健身院授拳的馮鏡池、趙國基和趙華。
今天，很多武林中人已很難像師輩那樣，以設館授徒來過活。趙華說：「我們這裏教功夫，一個禮拜三晚，每晚三個小時，每個月才收三百元。我有徒弟二十多個，但他們也經常因為工作太累或加班而不能來學習。」
蔡李佛第五傳人梁輝師傅對於香港武風漸弱，也非常感嘆。梁輝今年已經八十多歲，在西環開館行醫，一天三頓在茶樓，城市人開始避之則吉的味精和多油，他照吃不猶疑，仍然健步如飛。蔡李佛開山始祖是新會的陳享（1806-1875），曾經協助林則徐訓練水師。鴉片戰爭爆發後，他的弟子曾經投入廣州虎門水師衙門抵抗英軍。如以梁輝這一系來算，蔡李佛的第二傳為陳享次子陳官伯、三傳為陳耀墀、四傳為莫民恩，而梁輝則是莫民恩的得意弟子之一。
梁輝說：「以前很多人學武，一間武館可以養得活一班人，但今天，我的大弟子也只能兼著教，主要職業是開巴士。」梁輝師傅的大弟子是吳江南，雖然自己也有武館授徒「蔡李佛吳江南國術館」，平日偶爾也會在一些小學或慈善機構授課教武，如明愛中心等等，但還是不夠養妻活兒女。今年大年初一，梁輝便率吳江南等徒弟徒孫，在西環西寶城金龍船酒樓舞獅助慶。
工程師晚上練洪拳
雖然今天香港學習功夫的人數已大不如前，然而，還是有少數年輕人對傳統國術一片丹心，今年才三十出頭的王彥初，白天是工程師，晚上就是個洪拳的狂熱者；他已學習洪拳六年了。王彥初首次產生他對洪拳的興趣，是緣於電視電影上黃飛鴻的英雄形象。他不諱言在習拳初期，練習基本功，譬如紮馬的過程非常辛苦及沉悶，但日子久了，就發現了學拳的好處。練功夫不但能強身健體，而且所能學到的不限於表面招式架勢，他說：「每招每式皆有其背後意義，從歷史源流往事到陰陽五行、易經，每學懂一式都為我帶來前人智慧及莫大成功感。」
詠春成功傳播海外，王彥初認為洪拳也需要有人去推廣，他堅定地說：「現在的年輕人很多喜歡打電腦遊戲，或是參與其他消費活動，我每個禮拜至少學三天拳，而且收集了不少洪拳的歷史。」王彥初隨即拿出他收藏多時的洪拳資料，有中文有英文，「我希望可以將洪拳傳得更廣，更多人學習洪拳。」
其實，不僅香港，在北京和佛山，或是中國大陸不同城市，也有人正在為中國功夫的傳承和發揚光大而努力。今年三十三歲、在北京開設王德生詠春國術總會的王德生師傅向記者說：「我學武已經十多年，希望國術會日後可以開連鎖店，將這些中國文化由中國人傳下去，不想以後看到都是外國人在教中國人中國功夫。」王德生為了學習詠春，去年曾經到香港向葉準師傅請教，葉準也到過北京向這名大陸學生傳授功夫。
本來，王德生在朝陽區有一家武館，近月看到學習武功的人越來越多，更在北華路和香山各開了一家武館，學員費用每月約三百六十元人民幣。如何才能將詠春或是其他中國功夫發揚光大呢？王德生指出：「現在的學校，大部分都是學習跆拳道的，政府如果多鼓勵學生學習中國功夫，那就更好了。」根據王德生說，今天的中國大陸，已經跟五、六十年代很不一樣，不會打壓民間開館。然而，鼓勵的政策還不足夠，他說，目前北京約有二、三百家學習跆拳道的會館，而中國的武術館就相形失色。
佛山洪拳師傅陳念恩的徒弟梁醒佳也向記者說，雖然現在中國大陸政府已經沒有對民間授拳有任何阻撓或壓力，以他為例，除了可以在祖廟表演舞獅之外，也可以自由教授洪拳，政府還有向學校推廣武術文化，舉辦各項比賽等，已經不像文革年代。但如果要吸引更多人學習功夫，回到二戰前後的習武風氣，並傳承下去，還需要一段漫長時間。
要在香港，或是北京、佛山等大城市重振一個功夫江湖，荊棘滿途。在消費文化主導的城市裏，大部分傳統技藝均以市場導向，但功夫卻不是工廠裏在生產線上的產品，往往需要透過人傳人、口授面命，才得真傳。在這段真傳的時間裏，也是一段一段文化構建的過程，一旦出現斷層，便很容易走樣、失真。在新一波功夫熱的帶動下，希望王德生、王彥初這些年輕新血能夠重現那個被煙沒功夫，讓傳統國術得以傳承壯大。（馬家豪、李思睩參與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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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8-1 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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