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流文化] 捕捉歷史的畫面 ——電視新聞與社會變遷

千瀚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捕捉歷史的畫面 ——電視新聞與社會變遷
(明報)2010年1月24日 星期日 05:10

【明報專訊】新聞是重要的歷史素材，新聞工作者的採訪工作則是書寫歷史的「第一現場」。然而，不少新聞工作者長期奔波於前線、掙扎於「死線」，能夠擠出時間，反思新聞專業、撰寫論文、以至親身投入新聞教育的在職同儕，著實不多。資深電視新聞工作者李家文的新作——《新聞是歷史的畫面﹕香港的電視新聞》，是一部為「歷史第一現場」留下實錄的專著。雖然新媒體之風大行其道，但電視新聞捕捉的畫面和報道，仍是大眾理解社會正發生何事的主要渠道。近年輿論不時掀起一陣又一陣針對電視新聞機構的爭議，一方面懷疑亞視新聞的政治取向，另一方面亦質疑長年處於收視強勢的無線是否「事事旦旦」；從中所反映的，是電視新聞變了？是社會變了？還是兩者都變了？這回的訪談，除了與李家文談談她的新作外，書中其中一名受訪者黃應士先生亦加入談香港新聞教育，電視新聞以至新聞行業的表現、以及中港兩地新聞工作的互動概况。

李﹕李家文 黃﹕黃應士


緣起

著書立說，對李家文而言可能是一連串偶然。

李﹕有時老師的一句話，對學生影響很大。當年有一名來自中國人民大學    、現在於復旦大學任教的童兵老師，他對我說﹕你平時做的功課挺好的，何不繼續念下去？

當時我在樹仁學院（現為樹仁大學    ）修讀本科第三、四年，校內有不少來自內地的老師。念碩士時，我遇上人民大學的倪寧老師……

接著，開始有身邊的朋友報讀博士課程。我與莫宜端閒聊，知悉她報讀了清華大學    的博士課程 ——我報讀博士的時間大抵與她差不多。另外我被派駐北京    時，亦結識了不少修讀政法的年輕朋友。朋友的環境很重要；當身邊有不少人念博士時，便想想自己也應否報讀？後來不理會太多，報了名再算。

其實不是有很多內地老師願意收取香港學生，因為我們經常都不見蹤影，內地同學則可以留守校園。我鼓起勇氣致電倪寧老師，想不到他仍記得我，而且對我提議的論文題目有興趣。

後來有次我聽（樹仁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先生說，自去年起傳媒機構收縮編制，雖然他們盡力提供實習機會，但部分機構開始沒有提供薪金。我有些學弟學妺是「零人工」，有些則每月有2000元車馬費。於是我便跟梁生說，我寫了篇論文，亦很感謝你為論文題材提供的意見。不如我試一試，看看有沒有出版社願意把論文出版成書；賣一本也好，賣幾多本也好，也把版稅捐給學校，好嗎？他欣然同意。

學術理論與專業工作，應當相輔相成。能夠如李家文般把實戰經驗帶入校園，結合理論分析後再回饋公眾，固然是好事；但李家文新書中的其中一名主要受訪者——黃應士先生，則坦言不滿香港新聞教育工作的現狀﹕

黄﹕我發覺現在教的人，是沒資格教﹕他們全是念博士出身，懂什麼？某間大學教broadcast news的阿頭，未入過broadcast newsroom，點教呀老友？都不知自己教什麼，於是便找這些人（指著身旁的李家文）來當差。但如此就糟了﹕我也替過幾課，那時我還未退休，是助理總經理，run一個5000幾人的電視台；我不是不想，但哪有時間與同學好好地談一談——this is what they really need﹗


競爭必然是好東西？

黃﹕縱觀世界，一個700萬人口的都會，於商業運作和財力上，如何能支持近廿張報章和5個電視台？無可能。沒有競爭，當然不是好事；一個manageable的競爭，是好的，which means everybody tries to do the best。但香港如今是unmanaged competition……

狗仔隊成為常態、新聞煽情化、娛樂化；為求業績而不惜一切，也許就是黃應士口中的「無法管理的競爭（unmanaged competition）」。此外，他亦以台灣    電視業界「百花齊放」的現狀為例，評述「無法管理的競爭」引起的渲染報道與資訊氾濫，對電視新聞的影響﹕

台灣的Anchoring（主播報道新聞的方式），一節做新聞，一節「砌」政府，editorializing（報道評論化）是可以接受的，這於我們正宗做新聞的人來說是很難理解。例如高鐵，如果爭議是發生於台灣，10個電視台，10個主播於報道新聞時，不是「砌」曾蔭權    ，就是「砌」「長毛    」。

而且，電視新聞畫面的set-up更糟，讓人眼花撩亂得看不清﹕橫有sub-title，直有caption，which defeat the purpose of television。電視於一眾媒體的獨特之處何在？就是畫面，這個「公仔」會帶來現場感。因此，電視新聞是否應讓觀眾聚焦於這個「公仔」或所報道的事件上，讓觀眾有現場感？但台灣卻不是——畫面要有news-bar﹕主播正介紹高鐵事件，畫面下方則出現有關海地地震的文字。

他們（台灣）把新聞看成娛樂，但娛樂也要讓人知你在說什麼。很不幸，這狀况在香港開始了——你們有否看亞視？真的要多謝旺旺。

除了報道手法外，黃應士亦指香港新聞的內容不夠深入﹕

「高鐵是一宗非常複雜的議題，但我們從媒體得到什麼？除了詹培忠    和毓民兄『紮馬』外，還有什麼？對事件解釋得太少了。政府對為何要花這669億已經解釋得不夠了；但政府沒做，傳媒又能否做？為何26公里的建造花費巨大？為何總站要設在西九龍？」


中港互動下的新聞工作

回歸以來，社會掀起一陣陣「傳媒歸邊」的疑雲；眾多視線注意的電視新聞，亦往往成為不少相關爭議的「風眼」。面對這些有關香港新聞會否被「內地化」的風風雨雨，身經百戰的黃應士別有一番感想﹕

黃﹕（這些爭議）可不是近來的事，由來已久——即使在「事事旦旦」一事之前。

傳媒是社會的一部分。內地從1979年至今的30年轉變得很快；當社會開放後，也要對傳媒開放——即使互聯網未出現時已經如是，更可况如今網絡大行其道？他們（內地）情願in control，也不希望你們在Twitter , YouTube     胡亂寫東西——情願安排一個大型發布會，歡迎安排香港記者任意發問。請原諒我的坦率﹕香港記者沒太多獨立批判思考，發布會的同志們說什麼，便報道什麼。他們（內地）情願這樣做，不想你們自行混進醫院，找一個傷者的家屬，把縣政府罵得一文不值。所以，內地方面也正在學習——不是只向香港學習，更是迫於社會轉變而改變處事形式。

中國人很有創意，很快「執生」。例如上海    傳媒——你看東方電視台，the farther away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more aggressive the news coverage。他們報道突發新聞，較香港傳媒還要快，而且沒有怕事——他們很明白底線何在﹕只要不碰到中央政治局的層面，沒事；只要不弄中央政府，省長也照查可也。

除了基於社會形勢轉變而改變處事作風外，其實內地社會看來也並不是被動地等待香港傳媒北上「來犯」。曾經被派駐北京的李家文，便有以下分享﹕

李﹕駐北京時，我的感覺是他們（內地）把香港記者看成境外媒體，即使記者會也會作如此區分。我不知道是否這樣（分類）便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但總之我的感覺，是在北京採訪，較在香港採訪容易相約官員。我覺得他們（內地官員）很想用我們（香港記者）這渠道去表達意見。我不知道這安排是否特別優待香港（傳媒）﹕只要你肯傳送問題給他們，他們真的可以下午便接受訪問；如果在香港，除非官員有話要說，否則便要看看何時才能相約成功。

在擔心香港新聞「內地化」時，香港人又應否嘗試了解國情，看看香港這些年來在不同層面對內地的介入，與內地社會的改變會否有所關連？而且，如今的內地社會，其實是否已經較香港社會更快地適應時勢的轉變？

不過回想起來，雖說內地社會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官方也許亦漸漸掌握一些公關技巧；但既然如此，那如去年新疆「七五事件」、四川    「譚作人案」等內地公安以粗劣手段對待境外媒體的情景，又著實教人難以費解。或許，黃應士這番話能給我們一點想法﹕

黃﹕這是一個5000年的problem——山高皇帝遠。北京就很「醒目」，你看看那些發言人，嘩，fashionable過我個女呀（指著李家文）。

但你去到烏魯木齊，山高皇帝遠……在內地，地方官員勢力很大，不理會北京的。

此外，對於新聞機構管理層應如何處理與內地發生的衝突事件，黃應士亦有所看法。他憶述於1996年台海導彈危機時，香港記者湧去福建採訪的情况﹕

「（香港記者）一到埗，內地公安早已等候他們；一輛漂亮的『豬籠車』，即是van仔，把他們載往派出所，並要求他們簽紙，來一個confession。這些『例牌動作』，簽了也沒什麼大不了，然後公安講一些話。聽廖忠平轉述，接著的事十分好笑﹕5時許，大排筵席，在派出所請班香港記者飽食一餐；7時，那輛漂亮的『豬籠車』又來了，把他們載往福州機場上機回香港。」

「1996年，在這事之後不久，卿姐（立法會    議員劉慧卿    ）召了新聞行政人員協會、記者協會等新聞組織的代表往其公聽會，並向當時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的我查問﹕為何每次你們的伙計被人捉去，你都不到立法局投訴，讓我們（立法會議員）代你們『出頭』？我說﹕你救我的伙計，會較我救我的伙計為快？我的責任很簡單﹕第一責任，就是我伙計的安全。我的伙計被人（內地官方）捉了，難道向立法會投訴，再經立法會把事件曝光，內地便會這麼快便放人？」

「等到你（採訪人員）回到香港，你寫什麼社論去『砌』內地都沒問題；但在你的伙計一天仍在內地之時，你（新聞機構管理層）一天也不應張揚其事。我的話說畢，當場鴉雀無聲。」


訪問後記

黃應士的坦率分享，讓我們從一個資深新聞機構管理人員的視野，看看香港電視新聞是如何回應中港之間日益密切的互動、如何處理香港記者北上採訪所出現的突發事件、以至如何研判國情。當我們留意電視新聞哪位主播較漂亮時，不妨亦可藉上述訪談所提供的視角，反思新聞資訊娛樂化的趨勢與傳媒市場環境的關係。

不過，黃應士的分享和李家文的新書，只怕是反思電視新聞、以至是整個新聞行業的引子，而非答案﹕

1）誠如黃應士為李家文的新書作序時所言，電視新聞的收視節節下降，不能全歸咎於互聯網。不過，互聯網等新媒體的興起，亦著實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最明顯的貼身例子，是人們能夠自行調節收取新聞資訊的時間﹕即使錯過了黃金時段的電視新聞，不要緊，上網或用i-phone查一查便可得悉即時新聞。新媒體的出現，使大眾媒體對人們生活習慣的影響力減少（例如不再一定要留意午間新聞或晚間新聞以取得最新資訊），這現象對包括電視新聞在內的新聞行業操作有何影響，仍有待研究。

2）黃應士的分享，可能為香港的新聞行業帶來一個更深入的問題﹕採訪內地新聞時，既要兼顧伙計的安全、又要應付內地日益進步的公關技巧、更要面對可能是「山頭處處」的特殊國情；這對無論是機構主管和前線記者而言，都留下一大堆未解決的問號。在內地官方漸漸適應香港傳媒的操作，甚至主動為香港記者提供方便之時，香港的新聞工作者如何能在複雜的國情中，繼續尋找貼近群眾的視角，善用香港傳媒相對於內地傳媒所享有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也許，書寫歷史的「第一現場」的新聞工作，其本質就是發現問題多於解決問題——包括新聞行業本身的問題。不過，發現問題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歷史，就是由捕捉問題的畫面構成的。

什麼人問？

馬傑偉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陳智傑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什麼人答？

李家文

無線電視助理採訪主任及新聞主播

黃應士

無線電視前助理總經理及新聞總監

文 陳智傑、馬傑偉

編輯 楊泳森



來源: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100123/4/g9m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