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传统的伦理和道德
翟慕东（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
（《益生文化》第120期专家优秀稿件选刊，请关注本刊，本刊信息见置顶文)
“伦理”和“道德”严格地说是两个概念和范畴，在中国传统理论思想史上，“伦理”和“道德”两个概念原本以单字表示，运用也有区别。“伦”表示辈分、类别、秩序；“理”表示治理、条理、规律；“道”表示道路、道理；“德”是理的规定，道的遵守。在西方伦理学史中，认为“伦理”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是绝对精神在客观精神阶段的真理性存在。“道德”是体现伦理精神、调节伦理关系的形式。伦理赋予道德以客观内容。可见“伦理”侧重于社会，强调客观关系和秩序；“道德”侧重于个体，强调主观内在的操守。
在客观关系和实践层面上，人们往往用对自身实践及其形成的关系的调节上去理解“伦理”“道德”，将两个概念等同使用，并在日常思想交流中约定俗成。所以“伦理”和“道德”这两个词有时通用，有时则要加以严格区别。
一 谈谈传统伦理思想
传统文化理论中，“道德”是关于修身的学问，它以“善”为核心，“伦理”是关于治世的学问，以“公正”为核心。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关于“伦理”理论范畴的论述，但是，在大量的关于社会、政治、个人修养与社会关系的论著中，蕴藏了丰富的伦理学思想。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家庭伦理
家庭伦理主要体现在孝悌、仁爱上，“孝”是对父母祖先的敬爱，“悌”是对兄长的顺从，在儒家伦理思想和文化中是连用的。“仁爱”就是“博爱”。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史上，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孝”最为崇尚。孔子是倡导“孝”的第一人，他所创立的“仁”学即以“孝”为其根本。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到西汉时，由于儒学的至尊地位，“孝”也被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系统的孝道。首先就是西汉的大儒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到了宋明时代，“孝”被推向极端，成为“愚孝”。可见，“孝”的道德观念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作为伦理道德的起点，也存在一个由内及外、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推行过程。推行到最后，几乎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可以说，孝道在封建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道德规范。由于孝具有齐家与治国的双重功能，并且被视为齐家治国的根本要道，因此孝的观念远远地超过了道德观念的范围，它被无限扩大，应用于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汉代以孝治天下，实行“举孝廉”之制，行孝者可以做官，因此出现了大批的孝子。
孝的主要表现，首先是家庭血脉的延续，养育后代，使家族后继有人。其次是敬养长辈，能使父母精神上得到慰籍是“孝敬”，是大孝，能使父母衣食无忧是“孝养”，是孝的基本要求。在中国传统伦理中，强调子女应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更强调敬亲的精神层面，例如《居家杂仪》一书中就说了：“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以佩之，时省而速行之。事毕，则反命之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则和色柔声，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许之，然后改之。若不许，苟于事无大害者，也当曲从。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已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况未必是事？”作为晚辈，对父母的吩咐要记在心上，立即完成，完成后要告诉父母，即使父母的话是错的，也要和声柔气地进行说明，即使你自己的意见是对的，自作主张地完成了，从情感上说也是对父母的不孝。因为父母子女之间除了原则性的是非以外，更重要的是感情。其次，由敬爱自己的父母、祖先扩大到尊敬所有的长辈和老人，这是“敬亲”又引申了一步的含义。《孝经》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博爱也），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广敬也）。”这里提出了在敬爱自己双亲的前提下，“广敬”和“博爱”的主张。明确要求人们不但要敬爱自己的父母兄长，而且要用同样的情感去敬爱别人的父母兄长，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离娄上》）这种由敬爱自己的双亲，推广到敬爱所有长辈老人的道德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扶困济危、尊老爱幼的民族性格和人道主义精神，可以说是封建孝道中更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成分。
其次是和顺，和顺是家庭关系融洽的基本要求，传统家庭伦理所关注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不仅仅是夫妇、父子、兄弟等“三亲”关系，还涉及到几乎所有与血缘有关的亲属关系，如祖孙、外祖孙、叔侄、婆媳、翁媳、妯娌、姑嫂、堂兄弟、表兄弟等。如何处理好这些众多而复杂的关系，传统家庭伦理中都不乏精辟之见解，值得我们去认真地研究和总结。家庭关系中首先是夫妻关系，夫妇之道，天地之义，风化之本原也，夫妇和顺，要求为夫要守义，见色而不忘义，处富贵而不失伦，为妻要节俭、勤劳等。如果夫不义，则妇不顺矣。夫妇只有相敬如宾，才能和睦美满。其二是兄弟关系，兄弟之间是一种血气相通、天然形成的骨肉亲情关系，相互间应友善相处。其三是妯娌关系，妯娌之间没有兄弟、父子之间那种血缘亲情关系，家庭矛盾大多由此而起。处理好妯娌关系是家庭和顺的重要要素。家庭和睦，夫妇、父子、兄弟、妯娌怡怡其乐，成为家道兴盛、光耀门楣的基础和保证，也是要着力解决的伦理问题之一。在家庭人伦关系中，主要是夫妇、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正所谓“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颜之推.《颜氏家训·兄弟》）。
2、教育伦理
教育伦理在传统文化中，多是以家书、家训的形式来表现的。它首先强调教育的道德伦理。人的道德品质是一种后天的社会属性，形成之后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如一旦形成了某种不良品性，要改变则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且会因此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
“天真纯固，固须早教”。强调早期教育不仅符合儿童生理发展的规律，也能充分体现儿童的心理特征。少年时代精力旺盛是人生的知识储备时期，其基本任务是学习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知识，形成一定的生活能力，其中包括道德意识和知识技能。这时期儿童的求知欲特别旺盛，记忆力、模仿力也最强，而且其精力也最容易集中，生活经历单纯，心无纷扰。因此，少年时期进行知识教育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幼年知识未开，天真纯固，所读者，虽久不温习，偶然提起，尚可数行成诵”。（张英《聪训斋语》）
进德、修业是不可分割的，学业的增长有利于提高孩童分析和理解问题的能力，从而促进其各种能力的发展。从大量的文献来看，古人是把“立志”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明代大儒者姚舜牧说：“凡人须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总是虚浮，如何可以任得事？”什么是“志”呢？就是重视自身的修养，包括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喑世不欺等等。具有这种远大志向和高尚情操的人，必能安邦治国、抚民施政，以天下为己任，以报国为自许；必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有了志向就会自我完善，做一个有作为的人，立志是一种人生境界。例如，明·杨继盛就说过：“人需要立志。初时立志为君子，后来多有变为小人的，若初时不先立下一个定志，则中无定向，便无所不为，便为天下之小人，众人皆贱恶你。你发愤立志要做个君子，则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志起志气来。”（《明·杨继盛《杨忠愍集·给子应尾、应箕书》）
名人先哲有名人先哲之志，庶民百姓也有庶民百姓之志。北宋诗人张耒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同列“苏门四学士”。他写了一首反映卖饼小儿寒夜沿街叫卖的诗教育儿子要为立志向而努力，诗的题目很长，像个述事小序：《北邻卖饼儿，每五鼓未旦，即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而时略不少差，因为作诗，且有所警，示秸秬》。其诗曰：“城头月落霜如雪，楼头五更声欲绝。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这首示儿诗不仅充满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又以此例教育儿子：“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不管职业的高低，意志都应当坚定，男子汉有了追求，就不可能清闲自在，生活的艰辛应当成为催人奋起的动力，诗人借卖饼孩童之例教育儿子，是别具一格的教子诗。
人立了志，就需要勤奋学习，人才能学有所成。首先强调学贵勤勉。古代关于教子劝学的格言、传说故事、家书家训不可胜数，仅从流传甚广，影响颇大的《三字经》看，其中就列举了20多个劝学、勤学、励学的故事，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彼既老，犹悔退，尔小生，宜早思。”些故事通过《三字经》琅琅上口的传颂，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传统教育伦理中，非常注重治学方法的传授，左宗棠谈到读书要“三到”，即眼到、口到、心到，至今都仍作为读书的经典之法。郑板桥在精读与泛读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的精辟见解：“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千古过目成诵，孰有如孔子者乎？读《易》至韦编三绝，不知翻阅过几千百遍来，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虽生知安行之圣，不废困勉下学之功也。东坡读书不用两遍，然其在翰林读《阿方宫赋》至四鼓，老吏苦之，坡洒然不倦。岂以一过即记，遂了其事乎！惟虞世南、张睢阳、张方平，平生书不再读，迄无佳文。且过辄成诵，又有无所不诵之陋。即如《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会为最。反复诵观，可欣可泣，在此数段耳。若一部《史记》，篇篇都读，字字都记，岂非没分晓的钝汉！更有小说家言，各种传奇恶曲及打油诗词，亦复寓目不忘，如破烂橱柜，臭油坏酱悉贮其中。其龌龊亦耐不得”（《郑板桥集》）。世人常以为自己有过目成诵的聪明就逞能，郑板桥认为这是最不济事的。孔子读《易经》使编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苏东坡读《阿房宫赋》至深夜四鼓，这些名篇都不是以过目能记就了事的。但也不能什么都读都记，如一部《史记》，洋洋数百万言，其中只有如《项羽本纪》中的钜鹿之战等精彩篇幅是最好的文章，宜反复诵读。如果篇篇都去读，就成了没分晓的钝汉。读书要有选择，不能什么都读，什么都看，只有对真正的好书，才要求反复阅读，仔细探求，不能“以过目成诵为能”。郑板桥一身奇异，他的读书体会弥足珍贵。另外，在读书不如抄书、爱惜书籍和老老实实做学问等方面，中国传统伦理中都有很好的精辟的论述。
3、处事伦理
传统伦理思想中，对人与人的社会影响，青少年交友成长等处事伦理，都有很重要的内容，首先便表现在择友方面。颜之推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以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颜之推又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店），久而自臭也。”（《颜氏家训·慕贤》）因此，君子必慎交友。一个人成家立业，逐渐远离父母的教诲 和老师的严格要求后，重要的社会关系是交朋友。如果朋友非常投机，朋友的话就如兰如芷，十分中听，甚至连父母兄弟妻子的话都听不进去，唯朋友之言是信。如果一旦误交坏人，很容易被带坏，甚至执迷不悟。所以，“保家莫于择友”。在至亲中，选择那些德行谨厚，爱好读书的人两三个作为朋友就足够了。兄弟也可以互相交流切磋，也不会太寂寞。
其次是淡泊名利。传统伦理思想中，儒家给人的印象是贵义贱利的，是反对计较功利的。例如，对于士而言，要学习圣人，其终极的价值取向是道或是仁。圣人标志着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有很精彩的论述：“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不可贪图虚名）。”他在《家训·慕贤第七》篇中说：“用其言，齐其身，古人所耻。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窃人之财，刑辟之所处；窃人之美，鬼神之所责。”剽窃他人的名利，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偷别人的东西有刑罚加以制裁；盗取别人精神财富的人，要受到良心的谴责。高尚的人如果吸收了别人有用的东西即使那人是低贱的也一定要替他扬名，他在《家训·名实第十》中说：“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名誉与实际才能就像形体与图像一样。道德笃厚、才能完备的人，名誉自然好听；面容美丽的人，其图像也肯定优美。如果不修善自身而企图在世间求得美名，就像相貌丑陋而幻想在镜中照出美好的图像一样，不可能实现。道德高尚的人，忘却名利；道德一般的人，追求名声；道德低下的人，窃取名誉。追求虚名的人表面温厚内心奸诈，华而不实，但最终却不能得到名誉。要想立名，先得修身，而人生的最高境界却又在于既品性高尚，又淡泊名利。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精神，而精神可以永存，人死名存，教育后世，造福社会，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源泉。人生在世，当以修善立名为务。
还要崇尚节俭，勤俭节约是中华传统的美德，在中国传统伦理中，为人处世节俭是非常崇尚的。例如，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说：“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宦居乡只缘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以给之？与其寡廉，孰如寡欲？语云：‘俭以成廉，侈以成贪’，此乃理之必然矣。”一个人片面地追求豪宅美室、妻妾成群、随从如云、交游挥霍的奢侈生活，不贪污是不可能的。要做到廉洁就必须养成节俭之德。
北宋名臣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司马康，写下了著名的《训俭示康》的文章，他在文中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到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传统伦理思想中，还有很多倡导节葬的内容，认为生是人之始，死是人之终，主张生前优待而死后葬礼简单，人生在世要尽量立业扬名，而死后也要节俭。这种思想，至今也在社会上得到提倡。
二、谈谈传统伦理思想的特点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形成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佛家等文化的浸染，其中以儒家思想的影响最深。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里，儒家思想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主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表现。它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宗法伦理
宗法伦理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基本特点，它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一种家庭伦理。宗法家族制以血缘维系家族的完整，例如，家庭由父权支配，血统按父系计算，女嫁男家，妻从夫居等。父权家长作为家庭的核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整个家族实行经济专制和思想专制。司马光在《书仪》卷四《家仪》中即说：“号令出于一人，家始可得而治矣。”实际上，父权家长制是整个封建宗法制度的要害所在。宗法家族的伦理观念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又形成了宗法家族的礼法制度，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人的发展，形成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适用范围更广的一整套封建礼制，由此而形成了更具实用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内容。
2．宣传教化的特点
《隋书·卷34·经籍三》说：“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在中国社会里，由婚姻产生的血缘关系而结合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三纲，首先就是通过家庭教育来实现的。家庭教育在中国往往又是通过家教、家训、家诫、家书之类来体现的。它对儒家思想向民间和社会的普及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家庭教育的传播方式，儒家伦理思想才达到了深入人心的程度。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一些古代“家训”、“家诫”的内容，对于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中庸之道、立身扬名等等，都有具体的阐述，并用此来教育子孙后代，使他们在成家立业、求学、修身上，将传统的伦理思想、儒家的思想贯穿于生活的言行之中。例如，诸葛亮的《家诫》就告诉子孙：“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悲叹穷虑，将复何及！”这种“家诫”实际上对社会的每一位成员，应该说都是有益的。
3、维护社会的特点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教化功能，为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思想、理论人格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译注》）。身修才能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天下太平。显然，这个链条是环环相扣的，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缩影，社会是家庭的扩展，传统伦理的教化功能是要通过实现儿孙、子弟、家人在道德等方面的修养而达到自律和家庭和睦，这样，就为“治国”、“平天下”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基础。《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太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3] 由此可见，儒家是将齐家与治国统一起来的，在家能尽孝，为国则能尽忠。这种家国一体的观念，当然使统治者感到十分需要。传统伦理思想不仅为个人需要，亦是家庭的需要，更是国家的需要，为维护社会，安定社会，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谈谈传统道德思想
“道”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其目的在于探讨研究天地万物的本源。道家在通过自觉体悟中，认识到了万物天地起源于混沌未分的“道”。既然“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那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切事物它的运动变化规律就必须遵守道的“规律”。道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学说则主要着眼于道的规律性的涵义，例如，儒家所倡言的“天道”、“人道”、“圣人之道”，“臣道”，中医学家倡言的“医道”等等。
“道德”是在道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重要哲学范畴。德的本义为“德行修养”，如《老子·三十八章》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道家基于清静无为的思想，以天真淳朴的禀性为德，例如《庄子·天地》说：“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道家亦以淡泊谦下的修养为德，例如《老子·四十一章》说：“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1、传统思想道德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其主要特质的，道德占有核心地位。在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上来讲，它强调的是每个人道德的修养，以个体修养为指向，乃至整个社会运作，都建立在个体的道德修养之上。
中国传统思想道德，其实就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主体，结合了道家德的思想内容，相互融合的一个综合理论体系。儒家主张仁孝为本，礼乐为用，实践内圣外王之道。它认为人的德就是对社会伦理、三纲五常的掌握和实行的一种提倡，是作为对一个人的良好品行以及对社会的积极作用的说明。例如，《老子·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谓玄德。”说明道最伟大的“德”就是生长养育万物，并不据万物为己有。儒家也极力赞美自然界化育万物的大德，正因为有了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进化过程，才有了人类的生存，延续，自然万物是人类的母体，主张人类要“厚德以载物”，“舜之为君子也，其政好生而恶杀。”这其实就是儒家提倡的仁爱、博爱思想。后世称之为“道德”者，就是一种社会伦理规范的概括。严格的说，现在我们所谈到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实质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实质是相互融合的一个整体，很难具体划分开来。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其实也就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体现。
人立于天地之间，学做人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情，要培养完美的人格，首先要从思想道德入手。这就是修身养德，简称修养。
首先待人要尊敬。对待父母要孝敬。孝敬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如《孝经》中曾经提到“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哀则致其丧，祭则致其严。”这是对如何侍奉父母所进行的理论上的阐述。其次是如何对待他人，谦让待人，与人为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处理人我关系时要严格要求自己，善待别人。
提倡勤奋学习，节俭惜物。学习不仅能够使人增长知识，而且可以使人明白事理，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改变人的精神气质。然而学习必须从点滴学起，由渐次积累而成，必须经历一个由量到质、由感性到理性的艰难过程。为了早日成才，学习必须强调一个“勤”字。勤奋好学是获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即使是迟钝的人，只要勤学不倦，也能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曾国藩在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写道：“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
在传统道德思想中，重视勤俭节约亦是一个重要内容，勤俭节约，居安思危，培养自立的能力，以求更好地立足于社会。司马光曾专门写有《训俭示康》，从正反两方面阐述成由俭，败由奢的道理。朱柏庐在其《治家格言》中也教导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曾国藩非常崇尚节俭，他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常以“勤俭”二字约束自己，还经常对其家人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道德教育是一个根本的教育，道德教化与修养能促使形成良好的人格品貌，敦厚的社会风气，可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孔子早就认识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道理，认为君子的善德不但能够使家庭美满，而且能够感化下民，使民风淳化。《周易·渐·象传》也说：“君子以居贤德善俗”。亦即贤良大德渐积其贤良品德，可以美化其风俗。汉儒董仲舒也说：“先王显德以示民，民乐而歌之以为诗，说而化之以为俗。”通过德教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习以为俗，就能做到“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古代儒家除强调忠孝、礼义道德教化之外，十分重视音乐教育的移风易俗、淳化民风的作用，《孝经》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音乐确实可以陶冶人们的性情，培养人们的高尚情操，所以说，音乐可以使长细和顺、父子兄弟和亲。培养下一代使其成为符合社会需要的人，虽然德育的具体内容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以德为修身的原则并不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待人要讲诚信，对朋友要讲诚信，做事要讲诚信，治理国家要讲诚信。什么是“朋友”？《周礼·地官·大司徒》有言曰：“联朋友”，郑注云：“同师曰朋，同志曰友。”现在一般把志趣相投、有着共同追求的人称作朋友。《周易·系辞》更是直接道出了朋友之义：“二人同心，其力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而同心的基础是坦诚相见，守信如约。孔子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之间交往应相互信任、相互忠诚、心志相一。反之，因为信用不足，必然会有不诚信的事情发生。诚信品格是表现在人的平常一言一行中的。诚信做事，在中国古代主要体现在经商方面。中国素有“君子于利，取之有道”的说法。“诚信经商”就是一个重要内容。商业道德和官场道德同样重要。经商要“利以义制”，要讲究职业道德。经商最关键是要讲究“诚信”，货物出进，帐务往来要做到赊须诚实，约议还期，切莫食言。要做到买卖公平，不短斤少两，货真价实。店铺生意，无论大小，……斗斛秤尺，俱要公平合市，不可过于低昂。及生意广大之后，切戒后班刻薄，以致有始无终，败坏店名声。
守信，历来为成功商家的第一生命。有了“诚”、“信”，事业就兴旺发达，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诚不信，则事业必然“失信不立”，孔子将这种情况形象比喻为“大车无轨，小车无轨”。《礼记·王制》有言曰：“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鬻）于市。”说的就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要以货真价实、货价相当为信条，做到尺寸满、斤两足、货价相当。
诚信治国的关键是取信于民，孔子在与子贡论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民无信不立。”可见，在孔子看来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对于国家之立，比强大的军备、充足的粮食更为重要。对此，荀子也有同感，他说：“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管子更是把诚信看作治理天下的关键，为政的根本；“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上述言论都说明一个道理：治国为政必须强调守信、立信、取信，这对国家兴衰与否、政治能否稳定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政治的稳定又往往需要领导阶层讲诚守信，形成上下左右相互忠诚信任的关系，内外无私，上下相信，是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平稳运行、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证。否则，言而不行，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
中华民族素来就有尚诚守信的美德，诚挚待人，诚实守信，言行一致，以信待人，在中国各行各业、各阶层人民中都有突出表现。诚信之德对于治国安邦，稳定社会、协调矛盾、亲睦人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今天，诚信美德在经济、政治活动中焕发着青春的风采。
2、传统行为道德
积德修善是中国传统道德中行为道德的主要内容。儒家经典《易·坤·文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弑君弑父之大祸，决非偶然爆发。小恶出现，不加防范，逐渐积累，终成大乱，乃势所必然，《易·系辞下》又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要成就功名得慢慢积累善行，遭灭身之祸是由于罪行积累所致。善小而弗为，恶小而为之，量的积累必将导致质的变化，以至于罪大恶极“不可解”的悲惨下场。这昭示人们，劫凶去祸并不神秘，往往取决于人们自身行为的善恶。趋吉避凶的过程也是积善远恶的过程，人们以善恶作为行为的道德价值标准，自觉选择美善之行，必定获得吉利的结果，《周易》积善远祸的利害观，与佛教“因果报应”观念融合在一起就成为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心理趋势，影响着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舍。
积善还是积恶，是人们的现实行为过程，它不仅和个人利益有关，还关系着国家的兴亡盛衰，唐代李世民还将“积德行善”的价值观提高到事关国家兴衰的高度，他在《教诫太子诸王》中说：“有国有家者，其兴也必由于积善，其亡也皆在于积恶。故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然则祸福无门，吉凶由己，惟人所召，岂徒言哉！”可见积善不仅是个人德行修养的小事，也是安家兴国之策的秘方。
怎么积善呢？其实，积善之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它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琐事之中，中国传统行为道德一向主张扶危济贫，赞扬雪中送炭，助人为乐的美德，提倡体恤穷人疾苦，讲究礼仪人道等。“善”的性质有真假之分，行善利人出自公心，是真善；行善利人出自私心，是假善，无为而为者是真善；有为而为者是假善。“善”也有是非曲直，善应该不论现行一时，而论久远影响，不论个人一身，而论公行天下。一时做一点小善举，却给以后留下很严重的不良后果，怎么能说这是“善举”呢？有人出于善心，盲目行善，却干了不好的事，有人出于恶意却干成了善事，这样，善就有了是非。
“善”还有大小，难易之别，志在天下是大善，只在一身是小善。有财有势者，施小惠容易；贫贱之人，生活艰辛，能够行善，则更加可贵。世间万事万物是复杂多变的，影响行善的因素很多，只要有行善之心，就可以“步步是德，步步可积”，无财无势可积，富贵发达时也可积。
明代万历进士，浙江嘉善人袁黄，号了凡，就提出了行善的十大纲目：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长，第十爱惜物命。袁黄的行善论述，可称得上是中华行善文化的宝典。
發表於 2011-4-12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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